第一線聖戰報導紀實 融合歷史、回憶錄及報導文學的形式，以探險小說筆觸，引領我們進入聖戰世界。 書籍資訊：《我必須獨自赴約》 二○一四年，土耳其 我必須獨自赴約。證件、手機、錄音機、手錶還有錢包等個人物品，都得留在土耳其安塔基亞（Antakya）的飯店裡，唯一能帶的是紙和筆。 交換條件是跟我會面的人必須握有組織領導權，他要能向我解釋伊拉克和沙姆地區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in Iraqanda l-Sham，簡稱ISIS）的長期策略為何。二○一四年夏天，ISIS釋出一支美籍記者詹姆斯．佛雷（James Foley）遭斬首的影片，名號便傳遍大街小巷。我與其組織領袖就在該影片釋出的三週前進行訪談。即便是當時，我仍不覺得ISIS會在全球聖戰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曾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和知名德國新聞媒體擔任記者，撰寫歐洲和中東地區的伊斯蘭戰事，現任職於《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經歷九一一恐怖攻擊、兩次由美國主導的中東戰爭及阿拉伯之春革命後，在這些事件的形塑影響之下，我看著ISIS逐漸成形。過去與我碰面的受訪者中，有些後來都成為ISIS成員。 我告訴幫忙聯絡ISIS的中間人，表示我要有自由提問的權利，報導刊出前，文稿無需事先讓他們審核，也不用告知報導節錄的訪問內容為何。另外，我還要ISIS保證不會綁架我。既然他們不准讓《華盛頓郵報》的人陪同，我就堅持那位獲得ISIS信任、安排這場訪談的聯絡人必須一起行動。 「我未婚，」我告訴ISIS領導人：「所以不能跟你們獨處。」身為摩洛哥與土耳其人後代、在德國出生長大，又是一名穆斯林女性，我在報導全球聖戰的記者中是個異數。撰寫九一一事件劫機者報導時，我還在讀大學，特殊的身分背景讓我有機會接觸軍事組織地下領導人，比如二○一四年七月在土耳其接受訪談的這名男子，就是一例。 我知道ISIS會把記者抓來當人質。但我不曉得的是，那位接受我訪問的男子負責整個組織的人質挾持計畫，而且還是「聖戰士約翰」（Jihadi John）的督導人。聖戰士約翰是一位操著英國口音的殺手，曾出現在多部記者被斬首的影片中。後來我才得知那年夏天接受訪問、被稱為阿布．尤瑟夫（Abu Yusaf）的男子，在組織中負責折磨人質，對他們施以水刑等刑求。 當時我要求必須在白天、公開場所中訪問阿布．尤瑟夫，但他們斷然否決。訪談必須在夜裡私下進行。訪談前幾小時，聯絡人將訪談時間又往後移到晚上十一點半。這番調動令人不安。一年前，德國反恐警察組織成員到我家敲門。他們接到消息表示，有伊斯蘭主義組織打算以獨家訪問為陷阱，誘我進入中東，接著再綁架我、逼我嫁給組織戰士。當下我真覺得自己是瘋了，才會願意在半夜進行訪問，想到這裡，往日的恐嚇又浮現腦海。雖然緊張焦躁，但我還是同意將訪談往後延。倘若順利進行，我將是首位訪問資深ISIS指揮官，而且活著述說訪談內容的西方記者。 齋戒月來到尾聲，天氣燠熱，我穿著牛仔褲和短袖上衣，在安塔基亞的旅館裡準備訪談內容。出門前，我套上黑色阿巴雅（abaya），這是一種只露出臉、手和腳的長罩袍。多年前，我到約旦拜訪前蓋達組織領導人的故鄉扎卡（Zarqa）時，某位曾在阿布．穆薩布．札卡維（Abu Musab al-Zarqawi）組織內服務的男子，替我選了這件阿巴雅。那人當時還誇口，這件綴有粉色刺繡的阿巴雅是店裡最精緻的款式，而且薄透的布料，就算在炎炎夏日也不悶熱。後來這件阿巴雅成了某種幸運物，執行艱難採訪任務時我都穿著它。 與阿布．尤瑟夫會面的地點在土耳其與敘利亞邊界，距離雷伊漢勒（Reyhanli）的過境關口不遠。我母親的故鄉就在附近，孩提時我常造訪此地，對這一帶相當熟悉。 《華盛頓郵報》的同事安東尼．法約拉（Anthony Faiola）留在飯店待命，道別時我還留了幾支電話號碼，假如出了意外，他就能跟我的家人聯絡。晚上十點十五分，負責安排訪談的聯絡人到旅館接我，我都稱他為奧克拉姆（Akram）。經過四十分鐘車程，車子停在國界附近某間旅館的停車場，我們在那裡等著。黑暗中出現兩台車，領頭的是一輛白色本田。駕駛開門下車，我和奧克拉姆接著上車。奧克拉姆坐上駕駛座，我則坐在副駕駛座。 轉頭望向後座，我看了一眼等會要接受訪問的男子。阿布．尤瑟夫貌似二十七、八歲，頭戴白色棒球帽，雙眼被有色鏡片眼鏡遮住。他身材高挑、體格健壯，留著短而鬈曲的鬍子，頭髮長度及肩。他身著POLO衫和卡其色工作褲的打扮，隨便一條歐洲大街上都比比皆是。 他身旁擺了三支老舊的Nokia及Samsung手機。阿布．尤瑟夫說像他這種身分的人，出於安全考量，絕對不會用iPhone，以免被暗中監控追蹤。他手上的電子手錶跟我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美軍手腕上見到的錶款相去無幾，從他鼓脹的長褲右側口袋來看，裡頭大概裝了一把槍。我不曉得待會如果被土耳其警察攔下，會發生什麼事。 奧克拉姆轉動鑰匙、發動引擎，車子在漆黑中朝土耳其邊境駛去，沿路經過不少小村莊。窗外的風聲清晰入耳，我試著記下車子行進路線，但注意力還是在與阿布．尤瑟夫談話過程中漸漸分散。 阿布．尤瑟夫語調輕柔冷靜。他努力掩蓋口音，不想透露自己的摩洛哥血統以及曾在哪些歐洲國家待過，不過我還是察覺出他的北非口音。我從傳統阿拉伯語切換到摩洛哥地區的阿拉伯語時，他也理解無礙，並能用相對應的腔調和方言回話。後來我才確定他是生於摩洛哥，十幾歲時搬到荷蘭。「如果妳想聽我講法語也可以。」阿布．尤瑟夫笑著說。他表示自己也能用荷蘭文溝通，並透露自己念書時主修工程。 車子行進過程中，他向我闡述自己的理念：ISIS要將穆斯林從巴勒斯坦解放到摩洛哥與西班牙，接著再遍佈世界各地，讓伊斯蘭文化遍地生根。只要不服從就會被當成敵人。「如果美國好好對我們，我們也會以禮相待。」阿布．尤瑟夫說：「但如果他們對我們開火，我們也會還以顏色，讓美國國土不得安寧。這個原則也適用於其他西方國家。」 他說ISIS組織內有許多資源和人才。其實早在浮出檯面前，ISIS就已默默發展成形。組織成員有來自西方國家的高知識份子，也有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掌政時期的軍官和前蓋達組織成員。他問：「妳以為只有頭腦不正常的人才會加入ISIS嗎？那就錯了。組織內有各國籍的人。我們有很多來自英國、具有大學學歷，並帶有不同血緣背景的兄弟，像是巴基斯坦、索馬利亞、葉門甚至科威特。」我後來才發現阿布．尤瑟夫指的成員還包含被人質稱為「披頭四」、操著英國口音的聖戰士約翰，和其他三名戰士。 我問是什麼推力讓他加入ISIS，阿布．尤瑟夫表示，他受夠西方政府的虛偽。他認為這些國家表面上強調人權和信仰自由，實際上卻將穆斯林歸類為次等公民。「看看穆斯林在歐洲遭到什麼對待，妳就懂我意思了。」他說：「我當然想在歐洲、這個我成長的環境下生活，但他們總讓我覺得：『你只是個穆斯林，只是摩洛哥人，你永遠不會被接納。』」 他說美國在二○○三年攻打伊拉克的舉動很不正當。他表示：「伊拉克當地沒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但美軍卻在巴格達中央監獄虐囚，而且還沒被批判譴責。他們還有臉指責我們是野蠻人。」 「你說你認為殺害無辜百姓是錯的，」我問：「那為什麼又要綁架、殺害無辜的民眾呢？」 阿布．尤瑟夫沉默片刻。「每個國家都有解放自己人民的機會。如果不把握機會，那就是他們不對。就算我們不出手，別人還是會主動攻擊。」 「那你挾持人質的目的是什麼？」我問。 他接著談到來自摩洛哥的爺爺。他的爺爺過去為了自由，曾與法國殖民者奮戰，阿布．尤瑟夫將爺爺的作為跟現今的聖戰混為一談。「這一切都是美國入侵伊拉克造成的，」他指出：「現在我們要打這場聖戰，解救穆斯林世界。」 我爺爺也曾在摩洛哥為自由而戰。在我還是個小女孩時，他曾和我談起那場「聖戰」。他描述當時穆斯林和「猶太弟兄」是如何並肩作戰，驅趕占領祖先領土的法國人。 他告訴我：「我們沒有殺害女人與小孩，也沒有傷害一般市民。在聖戰中，這種迫害平民百姓的舉動也不被允許。」顯然爺爺那一代的反抗運動，跟ISIS的恐怖行動截然不同。 「而且你爺爺當時是在自己的國家，」我說：「這裡又不是你的祖國。」 「這裡是穆斯林國，這個國度屬於全體穆斯林。」 我對他說：「我跟你一樣在歐洲長大，也在歐洲念書。」 他問：「妳怎麼還相信歐洲的體制是公平正義的呢？」 「不然要怎麼辦？」 「答案是建立哈里發政權（caliphate）。」 我們的談話越來越激烈，也牽扯出更多個人情感。他的背景與我有諸多相似之處，我們卻選擇截然不同的道路。對他來說，身為穆斯林女性的我並沒有走在「正道」上，也違反了伊斯蘭精神。 「妳幹嘛選擇過這種生活？」他問：「妳真的覺得西方國家有尊重我們嗎？穆斯林有受到平等對待嗎？以我們的方式生活才是唯一正道。」他口中的方式即所謂伊斯蘭國。 「我讀過妳寫的報導，」他對我說：「妳在伊斯蘭馬格里布（Islamic Maghreb）訪問過蓋達組織的領袖，怎麼現在還是小記者？妳怎麼不在德國開自己的節目？妳已經得過獎，怎麼沒在德國闖出一番名堂？」 其實阿布．尤瑟夫說的，我都心裡有數。身為穆斯林，我在歐洲成長、求職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我不戴頭巾，大家都知道我主張自由，也是一位女性主義者。之前我曾與人合作寫書，內容談及我們在開羅找到最後一位在世的納粹份子的過程，也藉此在美國獲得學術研究獎學金。不過阿布．尤瑟夫說得沒錯，我在德國還沒有自己的電視節目。以穆斯林移民的身分在德國生活，甚至身為移民第二代，你必須遵守社會規範，還要讚嘆歐洲有多麼進步。如果厲聲批評政府，或是對外交政策與社會上的伊斯蘭恐懼現象提出質疑，就有可能遭到強烈反彈。 我當然不贊同阿布．尤瑟夫的說法，不認為建立哈里發政權是唯一解決之道。但我也不禁反思，西方社會和政治人物在政策改革上根本沒有實質作為，來避免讓阿布．尤瑟夫這樣的人更加激進。情資單位對民眾施以更多限制，這並非解決辦法；架設全球監控網絡來追蹤罪犯的情報，卻因此犧牲無辜百姓的隱私，這也不是好策略。阿布．尤瑟夫這一代的年輕穆斯林，是因為美軍入侵伊拉克而走上極端之路，跟一九七九年因蘇聯入侵阿富汗被激怒的穆斯林相似。看著阿布．尤瑟夫，我不禁想起自己的弟弟，心中也升起一股姐姐想保護小弟的責任感，但我知道現在想這些都已太遲。 「你說的或許有理，穆斯林確實遭到歧視，世界也不是那麼公平。」我說：「但你們的行動並不是聖戰。待在歐洲、在職場闖出一片天，這才是所謂的聖戰。當然，後者的難度比較高，所以你們才會選比較輕鬆的那條路。」 車內沉默了幾秒。 阿布．尤瑟夫不願把車開回碰面地點，堅持送我回安塔基亞。這時我們已離飯店不遠，我向他道謝、開門下車。咖啡廳裡高朋滿座，大家都趕在黎明前用餐。這種狀況在齋戒月很稀鬆平常，因為太陽升起後就不能進食。我雖然很開心這次的訪談進行順利，但也甚感憂心。阿布．尤瑟夫的語調如此堅定、憤怒，他說：「誰對我們發動攻擊，我們就會直接入侵他們的國土中心。不管是美國、法國、英國還是其他阿拉伯國家都一樣。」 一個接一個離開了，我們不斷失去這些年輕人。我心想，他本來可以是另一個樣子，可以有另一種人生。 書籍資訊：《我必須獨自赴約》 蘇雅德．梅科涅特（Souad Mekhennet） 她於美國《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任職國安特派記者，在德國出生與受教育。曾替《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以及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報導恐怖主義相關議題。 此外，她曾獲世界經濟論壇的年輕國際領導人（Young Global Leader）頭銜，也取得哈佛大學紐曼獎學金，並受邀前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進行相關研究。 溫澤元 畢業於師大翻譯研究所，熱愛電影與翻譯。譯有《砲彈下的渴望》、《倒帶人生》、《那天清晨他們來敲門》等。

懷抱無法挽回的悲傷，成為守護彼此的防風林 金琸桓 作者以溫柔卻飽含力道的筆鋒，寫下與那年春天有關的記憶與哀悼、反省與自責。當災難的破壞力如海嘯般退去，留下來的人無可迴避的必須擁抱痛苦，尋找活下去的力量。 推薦書籍：《那些美好的人啊》 最初，我並沒有下決心要救那些學生，就像誰也沒有預料到客輪會沉沒一樣，我只不過是碰巧救了他們。或許有人會說，重複發生的偶然就是必然。我被分配到的客艙位於四層的右舷處，假使我在四層船頭，還能活著逃出來嗎？如果我被分配在五層，遇見這些學生的機率就更小了。總之，我和三名貨車司機在四層的客艙過了一夜，隔壁住滿了要去畢業旅行的學生。 學生們跑到右舷甲板上有說有笑、吵吵鬧鬧，我站在離他們稍遠的地方抽著菸，側耳傾聽他們談話，也想間接感受一下這群要去濟州島畢業旅行的孩子們的喜悅。我讀書時，因為家裡窮，連坐公車的錢都要靠自己打工去賺，所以沒參加過畢業旅行。 那天夜晚的高潮是放煙火，但我沒有跟他們去看，老師集合學生時，我回到客艙，跟年長的貨車司機打了幾圈撲克牌後，便早早睡下了。 第二天，我睡到自然醒。學生們已經在三層的食堂吃完飯回來了，走廊和樓梯非常吵鬧。我到三層吃完飯後，走回四層的甲板想抽根菸。在我點上菸剛抽了第一口的瞬間，船轉向、開始出現傾斜，我嚇得立刻抓住欄杆，還被嚥下去的煙嗆到，害我咳嗽了半天。 雖然船向左舷傾斜，但還沒到不能走動的程度，我心想要把事故消息告訴公司，因為手機放在床上，於是我趕快回到客艙。當我回到客艙時，感覺船又傾斜了一點，貨車司機說這種程度應該有四十五度了。剛好我的手機有下載測量傾斜度的軟體，打開一測，果真是四十五度。這時廣播裡傳出「待在原地不要走動」的指示，我脫下拖鞋、穿好運動鞋，貨車司機遞給我一件救生衣。 「一定要穿嗎？」 「四十五度，已經傾斜得很嚴重了，穿上以防萬一。」 我穿好救生衣，收拾好衣服和重要物品，然後揹上背包，其他大型行李在上船時都放在車上了。 那天，是我第一次搭乘從仁川開往濟州島的客輪，雖然曾搭飛機到濟州島出差過兩次，但這是第一次載著相關物品從仁川沿岸碼頭出發。先簡單介紹一下我的職業，我是廣告招牌設計安裝公司的員工，我不負責設計，但負責在大樓內外安裝招牌的工作已經將近十年，那天去濟州島也是為了安裝招牌。設計好的新招牌放在車上，幫忙安裝的人力也正在濟州島待命。客輪從仁川出發的時間整整晚了兩個小時，也就是到晚上九點船才出港，現在船又在珍島附近不走了，看這情況，上午在濟州島的安裝作業是無法進行了。我只要心裡一著急就會想抽菸，加上還要打電話回報公司，於是又朝右舷甲板走去。經過走廊時，我看到有些學生從客艙探出頭來，也有學生乾脆走出來、站在走廊上。廣播再次傳出「待在原地不要走動」的指示，學生們雖然皺著眉頭，但還是聽話照做。 船剛出現傾斜時，還能自由出入的右舷出口一下子跑到頭頂上方，我跳起來抓住出口旁浴室的門爬上去，然後伸手抓住出口爬到甲板上，這是我最後一次空手出來。 我撥通電話向公司匯報情況，公司說會立刻派其他員工趕往濟州島，要我等船安全靠岸後趕回首爾。截至當時，誰也沒有料想到往返於仁川、濟州的客輪正在沉沒。掛上電話，我點了根菸，這時聽到上空傳來轟鳴聲，我抬頭一看，海警正跨坐在低空飛行的直升機上拍攝現場。說實話，看到他們沉迷於拍攝，我倒鬆了口氣，心想既然他們有閒工夫拍照，豈不是說明了情況沒有那麼緊急。 甲板門口下的走廊一陣嘈雜，四十多歲的男人喊著想到甲板上。在這期間，船傾斜的幅度更大了，就算是跳高選手恐怕也很難爬到甲板上。我探頭下去，男人問我外面的情況，我告訴他救援的直升機已經趕到。男人跑走了，沒過一會兒拿著撕下來的窗簾丟給我，叫我抓住。我站穩雙腳，抓緊窗簾，男人像攀岩似的用腳踩著牆爬出來。其他學生和大人紛紛聚集到出口處，我找來窗簾和消防水帶丟下去，叫他們綁在腰上，我和男人抓著窗簾和消防水帶，把他們一個個拉了上來。 我把消防水帶丟下去後，查看了一下走廊，只見一個男學生讓出機會把水帶先綁在女學生的腰上，女學生眼看就要哭出來了，他還冷靜的安慰對方。船更傾斜了，廣播不斷播放著讓大家待在原地不要走動的指示。我很放心不下那個把逃生機會讓給別人的男學生，再次把消防水帶丟下去時，他卻一動也不動。 我探頭下去，大聲問他：「你發什麼愣？快點啊！」 他有氣無力、斷斷續續的說：「我不行了……手沒有力氣了……」 我探頭看了看下面，正要側身去踩浴室的門，這時身後的男人抓住我的肩膀。 「你要幹嘛？」 我甩開他的手，說：「你抓緊消防水帶。」 我顧不得他接下來說了什麼，立刻抓住消防水帶跳下去，回到走廊，扶起那個蹲在地上的男學生。那一刻，我看到了他那褐色的瞳孔。 他攤開失去力氣的雙手對我說：「十個手指都……動不了了……」 他的手指受傷，沒辦法抓緊消防水帶。我迅速將消防水帶綁在他腰上，抬頭喊道：「往上拉！」 升到半空中的男生看向我，他那溼潤的眼睛再一次留在我心裡。 因此，在沉船裡與我對望過兩次的眼睛，我當然立刻就能認出來了。 推薦書籍：《那些美好的人啊》 金琸桓 1968年生於慶尚南道鎮海市。首爾大學國語國文系畢業，曾任海軍士官大學國語教授、KAIST文化技術研究所副教授，現為專職作家。 作品以端莊優美的文字著稱，也是踏實築夢的「小說勞動者」，每天堅持寫30張小說原稿，沒有一天停過筆。不但如此，他也十分關注社會，以周密的資料考證加上卓越想像力，讓許多真實人物活靈活現躍然紙上，被譽為開創韓國歷史小說新局面的作家，並有眾多著作被改編為電影、電視劇。 2014年，世越號沉船事件發生後，他深受影響，努力不輟的採訪相關人物，寫下《謊言》（時報文化出版）、《那些美好的人啊》、《就這樣，他去了大海》等世越號沉船事件相關著作，被文學評論家評為「世越號文學」的開端。

在平常的日子裡，最值得閱讀的愛情，是普通的愛情 是我們個性合拍，還是我們已經都在各自的人生歷程中， 磨練出一套與情人相處最能溝通又舒適的姿態才遇上彼此？ 書籍推薦：《普通的愛情》 常常在想，有沒有誰的志願是成為一個普通的人？ 曾經在服役時到山區小學帶小朋友進行寫作課程，向老師詢問現在作文教學的大致內容，我驚訝地得知這輩的孩子們已經不寫「我的志願」這樣的題目。 「太抽象，太遙遠，太煞有其事吧。」老師這樣回答。現在的題目改成了〈我長大以後〉或〈我最想做的事〉，白話近人，切合生活。 想來也是，小時候看到這個題目時全然未明何謂志願，盯著黑板或作文紙發呆，老師或大人總得在旁邊再翻譯一次題目：志願就是你長大想做的事情啊？想變成哪一種偉大的人？ 時代的眼淚越來越多了，或許〈我的志願〉終將成為我輩七年級生的回憶，那時的大事件是萬年國會退位，總統即將公民直選，大人一看到這題目馬上就跳起來指點孩子：你就寫要做總統啊，做總統多好多偉大賺多少錢。再進一步細問長輩親戚該怎麼做總統就個個無言，沒有實際執行計畫。 為了掙得大人開心，大家多半從總統退一步寫當醫生當律師，再不就當太空人或科學家，怎樣都是社會菁英，有頭有臉。沒有人理解小時候我偷偷在作文簿寫下「我的志願是當個清道夫」又擦掉的謹小慎微是怎麼回事，只是心想清晨無人時把街道掃淨，拖著竹簍為了幾片落葉而忙碌，在上班上課時間前先行撤退，無人知曉擁擠熱鬧的城市之前有一段冷藍色的時光，一小群人默默出現，一些重要但未曾引人注目的事情正在發生，默默消失，安靜地活在那個嘈雜的年代裡。 安靜地活著，或許，那擦掉的字跡既是本意，又是預言。 那時，大家都習慣胡謅一個安全牌志願，套上作文起承轉合公式，加上幾句某某人說的經典名言，末了再加一點濟世救民的調味味素，一整篇謊言就這麼起鍋了。班上三十多個同學都是這麼寫作文的，我不例外，不明白改作文的老師吃這道菜怎麼都吃不膩，我和同學私底下交換看彼此作文都要互相嘲笑，是喔原來你想要有教無類，是喔原來你想要到世界各地義診，就像現在我們對著彼此過度修圖美化的照片嘲笑：是喔這是你喔，這是妳喔，笑死人了根本不是啊。事後證明我們多半活在自己想像的世界裡登高為王，寫著想當老師的同學最後常說自己最討厭小孩，寫著到非洲義診的同學最後成了醫美診所的醫生，而他方，遙遠的他方，也未必缺乏醫療資源，不缺一個英雄或史懷哲，憑空而降地拯救世人。 他方，他人，何必為了你的志願而存在著？ 高中將畢業時，我才學會自拍。 對很多人來說都晚了吧，關於自拍這件在現下如此易如反掌的事──反過手掌，將手機前鏡頭對準自己，一邊觀察，一邊把最美好的自己定格。但當時的手機還沒有前鏡頭，要替自己拍照，除了假手他人，唯二方法，就是拿著相機對著鏡子裡的自己拍照，只有這樣，才能同時確認鏡子和鏡頭中的自己是什麼樣子。 那個年代大半的自拍照也都長成這個模樣：每個人挑東撿西，把覺得代表自己的符號掛在身上，忘記身後的背景是廁所、浴室、試衣間或是運動中心更衣室，於是出現了戴著草帽穿著紗麗的可愛女孩，身後卻是馬桶與滾筒衛生紙；或是炫著新打耳洞與新耳環的人，畫面拉遠一瞧卻是好多人正穿著泳裝打著赤膊走來走去。看到這些照片的人們也不覺得奇怪，反正，我們都默默接受了雜蕪的背景，選擇性地只看見想看見的部分。 那時哥哥已經買了第二臺的數位相機，把舊的擱置在家裡。我好奇地把玩，無意間也發現對鏡自拍的方法，興奮地把白襯衫和領帶往自己身上穿掛，擺定側臉姿態，一副事不干己、迴避鏡頭的不屑神情，但任誰都看得出影中人牢抓著相機，人格解離般地替自己拍下婉拒世界的樣貌，背景卻是貼滿老舊白磁磚的浴廁，釘著白漆掛勾，晾著毛巾，而鏡子邊框還是圓形廉價塑料製品，除霧的紅開關和插頭就亮晃晃地擱在一旁。 我在照片的說明寫下：我的心裡有一個他，如果不能找到他，就自己變成這個他。 不久的後來我就談了戀愛，像一本勵志書，或是吸引力法則說的，立下志願，確定方向，全世界都會幫助你一樣。男友Ｋ與我想要的樣子相去不遠，商院畢業的他時常穿襯衫打領帶，自學校期間開會或報告都筆挺地出席，一副老早已長成大人的幹練樣貌，卻總是拒絕世界，並參與社會運動，上街頭、喊口號、發宣傳單。起初，對於這樣的初戀我著迷不已，每每都要想著菁英分子如他挽起襯衫袖子，拉出下襬，在烈日暴雨底下為了少數高聲疾呼。但我們實際上聚少離多，他無心待在關係中，就像他對於任何穩定的結構感到反感，我時常看到的都是他的背影，以及後頸髮尾那推得再平整，一段時間仍會蔓生出來的逆時鐘髮旋。 戀情很快告吹。 我那時還不懂得揣測自我，是否將意象和物件誤讀了，就像誤讀急著長大的Ｋ與尾隨他腳步的我，只是願意一再進入與他人的關係，不停地認識陌生人，見面，變得不是那麼陌生，隨後，又重蹈覆轍地妄稱自己錯認，再度變回陌生人。 後來與男友Ａ交往，感情穩定數年，直到他退伍，即將進入職場。我陪著他去訂製西服，挑選布料的紗織數、顏色、剪裁版式，看著打版師傅把布料一塊一塊往他身上拼貼時，心裡終於浮起那麼一點虛榮感，彷彿穿著西裝的人是我不是他，我的樣子也在他身上漸漸拼湊清楚。幾天後，他穿著新縫製的西裝面試，很順利地錄取了，工作了一段時間，我一直以為，西裝包藏的，或許不是什麼俐落幹練，成熟練達的代表，而是我想望的人生，就這樣穿在了他的身上。 一日我們相約在他下班後一起用餐，但他開車繞了好幾圈，餐廳若不是人滿為患，就是不入彼此的眼。車陣中的他煩悶起來，我也隱然嗅到在兩人不語中，尷尬異常的氣味。交往數年間，這樣的氣味似乎日漸濃郁，直到我終於意識到那惰性氣體般的低盪漸漸滿盈，直到快要淹沒彼此。 我們去吃那家便當店吧，就那家。 我終於忍不住打斷這沉默，指著前方的招牌，像是為了平息他沒出口的怒意似的說著。那是一家有著一些人排隊的知高飯，便當任選三樣菜，搭上滷豬腳腿庫只消八十、九十元的日常小店。他停好車，隨著店門口的排隊隊伍點餐，進入餐廳，併坐在塑膠椅和拜拜用折疊方桌前，一邊用湯匙彎腰舀飯菜吃，一邊又抬起頭看著電視新聞臺無事可說卻說得特別用力的新聞。他的西裝外套被我抱在腿上小心地保護著，避免飯菜湯汁滴落，「如果沾到菜汁就要乾洗了很麻煩的」，我這樣嘮叨叮嚀，他也不置可否。我們互換菜色，他自我的餐盒裡挖走番茄炒蛋，我自他的餐盒裡夾走青菜，用餐完畢，我檢查腿上的淺灰色外套仍乾淨如初，但他的褲管上不知道什麼時候沾到了菜湯，浸濡成一小塊深灰。我皺起眉頭，趕緊抽衛生紙擦拭，但油漬是怎樣都擦不掉的。而他只是淡淡地說，沒關係，反正送洗就好了。 這樣的冷淡莫名激起我的各種情緒，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回程車程的我非常沮喪，直到他將我送到住處，我還是一直非常介意那塊淺灰變深灰的油漬。 那天晚上我們仍簡單傳訊，互道晚安，就結束一天，彷彿一切事情都不曾發生過一樣。 所有的日子，就像這一天一樣，發生了什麼，到最後，彷彿又憑空消失。 後來因為就學關係，我搬到花蓮，時序已經進入社群網路時期，臉書在同學之間興起，人與人都在上頭聯繫彼此，同時建立自我，拍人的，自拍的，影像鋪天蓋地而來。我的鏡像裡多了一些東西，帆布鞋，後背包，沒嘗試過的衣服款式，以及誇張到引人矚目的紅頭髮。我每每見設計師時總是在討論染劑色票上哪一種最亮、最淺、純度最高，好跟別人不一樣，換得幾個驚訝和按讚。 生活被分割成網路上的，和現實中的，但我和他卻不曾在哪個社群網站上互加好友，彷彿一開始我就隱隱然想要撇下他了。現實中，我們僅僅保持聯繫的是電話，夜裡我總揣想他何時會打來，但其實也並非想要聽到他的聲音，只是覺得害怕，害怕無言以對，害怕對多年感情已然乏善可陳的話筒裡，鋪天蓋地而來的低盪，又會壓垮我對關係的想像。 或許空間切開的不是我和他，而是舊的我和新的我。 最後我仍與他斷了音訊，避免一再重複的無話可說，像無可救藥的生活就這樣日復一日的過。一日下課回來，發現租屋處門口擺著我曾送他的生日禮物公事包、替換襯衫、領帶，以及一張紙箋，筆跡像是猶疑很久地在紙上點出一團墨漬，寫了幾個看不清的字，通盤劃掉，再度寫下：還你，好好保重。 望著紙箋上的墨點和凌亂的刪劃線，才想起，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好好說話了。 歉疚感要到很久以後才會出現，當下，我只是鬆了一口氣。那句「還你」，彷彿把乾淨的人生還給我們彼此二人。看著那些禮物，就想起那些志願，我穿起那些襯衫，望著鏡子，幾年後我也成為穿襯衫的人了，發現想當個大人並不容易，不是一件襯衫、一只公事包、一條領帶就能了事的，自己未必需要這些披披掛掛的物件。我的志願不必假手他人，假手男友，也不必假借一套服裝意象撐起自我。 是人穿衣，而不是衣穿人。很多時候，我都忘記這很簡單的道理。 於是我褪下襯衫，清洗，晾乾，扣上一顆一顆的扣子，把我撐不起來的樣子，回收。 我的作文最後寫了什麼呢，細節壓根就忘了，只是知道這些非真心的胡謅志願像免洗筷一樣，用一次，就拋棄一個，每次遇到要寫我的志願的時刻，難免會想到那些曾經被我寫過的，教師，公務員，法官，原本想望這些職業以為適合自己的，但到最後，每項優點特色都離我越來越遠，作文批返，那些分數紅字評語昭昭，背後顯現再清楚不過的事是：當小學教師其實是怕與大人相處，當公務員其實是對變動中的自己沒有自信，當法官有時只是貪戀權力，寫下「要懲治所有壞人」的句子，心底想的其實是把別人都踩在腳底下，如此一來，高高在上的我既安全無虞，又握持法理的天平。行文寫下關乎正義公平的千言萬語時，不免懷疑，自己若成了法官，真的能擔起責任嗎？最後總是在當風紀股長時，替自己的好友同學辯護開脫；眼見那些被登記在黑板上的，其實，都是自己平時看不順眼的人。 我撐不起的想望，最後都背叛了我自己。當時的我，並沒有發現這件事。 很後來的後來，我沒要學生寫〈我的志願〉這樣的題目。其實也不必寫，孩子們下課繞在我身邊說話，或是伴讀時間之時，他們很早就說過自己以後要做什麼了：當歌星，當電競選手，想環遊世界的，當火星人的，或是很誠實地說不知道，也有的孩子會說：我想舒舒服服地活著。我害怕的事，是如果志願真的成了作文題目，他們看著講臺上的我，一定會眼神丕變，收拾起玩鬧的心，猜測這個大人想要什麼樣的答案，寫什麼才會讓老師高興？ 時空一震，我想起某時某地，曾經也有某個人，用著這樣的眼神，看著我，揣測什麼是我想要的，要說些什麼，做些什麼，多熨貼我的內心一些。 然而此刻我到底沒有出題給誰，不必猜想了，就連我自己都會悖離我自己了，你們，選擇你們想要的就好。 我仍舊常想到自己會寫下，想當個清道夫，那般心裡出現靛藍色澄澈安靜的時刻，想著穿起反光背心，戴著斗笠的樣子，無人知曉我的過去與未來，此刻僅只是把眼下的落葉掃清（如同三十多歲之後與男友同居，我也將拿著吸塵器與抹布，默默做著這件無可誇耀但重要的事情）。 如同千門萬戶裡的人一般，隱姓埋名，普普通通地過著自己的日子。 我的志願是當個普通人，有一段普通的感情，不為他人冀盼地過個普通的人生。 書籍推薦：《普通的愛情》 謝凱特 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畢，兒童刊物編輯，說故事志工。著有散文集《我的蟻人父親》。覺得長大是一件好事，好在我們終將認識彼此的平凡，願意拾起散落一地的時間的珠玉。